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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財經年報】國家級新區高質量發展的特點與趨勢

發布時間:2020-03-23 17:45:36   來源:本站原創  

2019年以來,19個國家級新區以其先試先行的制度優勢、新興產業的前瞻布局、生態宜居的建城理念、不斷優化的營商環境,成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排頭兵”。下一步可重點在差異化產業布局、城市發展集約高效、增強區域聯動等方面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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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財經北京1月7日電(新華社經濟分析師 楊光 衛婧)國家級新區是由國務院批準設立,以相關行政區、特殊功能區為基礎,承擔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綜合功能區。從1990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開發浦東的決策開始算起,我國國家級新區謀劃建設已近30年。目前,國家級新區已達到19個,浦東新區已設立27年,雄安新區近3歲,大部分新區正處于加速生長的黃金期。

當前,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作為帶動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引擎,2019年以來,國家級新區呈現出高質量發展的一些新特點和新趨勢,示范、引領、帶動作用進一步顯現。與此同時,部分國家級新區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創新城市發展方式、發揮區域協調帶動作用、破題體制機制和要素市場改革中仍有難題待解。新華社經濟分析師建議,國家級新區下一步可在差異化產業布局、城市發展走向集約高效、增強新區與主城區及周邊區域聯動發展、理順體制機制等方面重點發力,從而實現新區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

一、國家級新區總體發展情況分析

(一)新區經濟增速領跑所在省市及周邊區域

在19個國家級新區發展目標定位中,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關鍵詞,即“經濟增長極(經濟中心)”,這也是國家賦予新區的首要任務,要能夠支撐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縱觀各新區成立以來的“成績單”,無論是不斷增長的GDP規模,還是對所在地區逐年提高的GDP貢獻率,都可以直觀感受到國家級新區經濟增長涌動出的澎湃動力。

國家發展改革委編寫的《國家級新區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18個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除外)地區生產總值約4.25萬億元,占全國經濟比重為4.7%,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約為5.6%,較上年提高約1.5個百分點。其中,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對所在省(市)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超過10%(見圖表1)。浦東新區經濟總量首次突破萬億元,達到10461億元,同比增長8%,約占上海市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

成立時間較晚的幾個國家級新區,雖然經濟總量與其他新區存在差距,但經濟增速保持較高水平。如2015年及以后成立的湖南湘江新區、福州新區、南京江北新區、哈爾濱新區和長春新區,2018年GDP同比增速分別為10.5%、10.6%、11.3%、8.0%、8.1%(見圖表2),均高于所在地區同期GDP增速,充分體現了國家級新區拉動地區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二)東部新區繼續放大優勢,西部新區加速高位崛起

伴隨著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更加均衡,國家級新區的設立也呈現出區域分散的特點。現如今,19個國家級新區覆蓋全國19個省份24個城市,由東部集中向東南沿海、西北內陸、東北三省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環渤海地區和京津冀地區整體擴散,基本形成能夠輻射全國的國家級新區網絡。目前獲批的19個國家級新區的地區分布為:東部8個、中部2個、西部6個、東北3個。

整體來看,呈現出東部地區遙遙領先,西部地區緊隨其后,其余地區奮力追趕超越的態勢。其中,以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引領的東部沿海新區繼續放大優勢。位于西部地區、批復時間較晚的四川天府新區、陜西西咸新區、蘭州新區等正在加速崛起。天府新區2018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2700億元,在全國19個國家級新區中名列前茅;蘭州新區2018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05億元,增長16%,增速在國家級新區中位居第一,2019年上半年,蘭州新區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更是達到19.5%(見圖表3)。

 

(三)新區建設堅持特色,呈現出差異化發展趨勢

從各新區近年來的發展實踐看,大部分新區在盡力避免走同質化競爭的“老路”,選擇差異化發展的“新路”。在定位產業發展方向、設計謀劃發展路線時,充分考慮了自身區位特點和資源稟賦,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見圖表4)。

例如,“依海而生、向海而興”的青島西海岸新區全面實施海洋戰略,發展海洋經濟,在海洋港口、海洋裝備制造、海洋研發、海洋生態等多方面發力;作為我國唯一以對俄合作為主題的國家級新區,哈爾濱新區獲批三年來通過搭建對俄合作載體平臺,積極謀劃和推進項目落地,不斷探索拓寬對俄開放合作;四川天府新區注重生態環境建設,已成為打造“公園城市”的先行者;南京江北新區以“破舊立新”的思路,在新土地上擘畫“芯片之城”“基因之城”“新金融中心”,目前已吸引一批國內外高端研究機構、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加速集聚。

 

(四)制度政策不斷加碼,支持新區領航高質量發展

2019年以來,多地陸續出臺支持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措施(見圖表6),向新區下放更多省級、市級事權,對新區高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等重點產業提供更多的用地、融資政策支持,助力新區向重點改革領域尋求突破,向更高質量經濟發展方向邁進,向全方位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看齊。

黑龍江省早在2019年1月份就出臺了《關于支持哈爾濱新區改革創新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了包括體制機制、權力賦予、財稅、資金、人才等在內的16條支持新區的政策措施。四川省2019年6月發布了《關于加快天府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將建立天府新區重大項目用地保障機制,積極支持天府新區專項債券發行。隨后,上海出臺了《關于支持浦東新區改革開放再出發實現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推出了20條極具含金量的措施,全方位支持浦東新區先行先試。一些新區也在積極醞釀升級發展的方略,例如,大連金普新區集中出臺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5個“金十條”,內容涵蓋自貿創新、招商引資、住建審批、市場監管、文化產業五個方面。

 

(五)“新區+自貿區”雙區聯動,擴大開放或成重要發力點

梳理發現,19個國家級新區包括諸多港口城市和“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新區在擴大對外開放上具有天然優勢。2019年8月,我國新設立的6個自貿試驗區陸續揭牌,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正式落地,這讓浦東新區、哈爾濱新區、江北新區等迎來了政策疊加的大好機遇期。此外,部分新區已經開始發力打造自貿試驗區的“升級版”,如濱海新區將加快建成高水平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兩江新區聚焦推動重慶自貿試驗區和中新互聯互通項目核心區建設;舟山群島新區將全力推動自貿試驗區提檔升級。

截至目前,在19個設立國家級新區的省份中,包括上海、天津、重慶等13個均設有自貿試驗區,已形成“國家級新區和自貿試驗區”雙區聯動的發展優勢,為新區擴大開放增添更大的改革創新動力。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國家級新區將在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開放型經濟等方面迎來更多創新和突破,為我國“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等重大國家發展戰略提供重要支撐。

二、國家級新區高質量發展呈現新特點

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2019年以來,如何找準發力點,爭當高質量發展的“尖兵”,成為許多國家級新區思考的重點。一些新區充分利用先行先試的優勢,在產業結構調整、集聚創新要素、城市建設與管理、生態環境優化、機制體制創新等多方面進行積極有效、富有創新的探索,體現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一些新特征。

(一)產業布局邁向中高端,探路現代化產業體系

一是強化實體經濟競爭力,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浦東新區堅持把高質量發展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明確未來制造業占比不低于25%,禁止落戶新區的制造業項目“二轉三”;濱海新區也強調制造業是新區發展的根,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目前,兩大新區的制造業都在向高端制造業、先進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等方向重點發力,向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邁進。

二是提前布局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新動能加速集聚。許多新區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重視產業新興領域、高端環節和創新業態,提前布局高成長性新興產業。如濱海新區提出打造“智能經濟”,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智能制造和大健康產業;兩江新區重點圍繞數字經濟和智能產業布局;天府新區著力優化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生態圈;長春新區正瞄準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通用航空等前沿業態。

從整體上看,形成具有前瞻性和系統性、多元發展、多極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已成為國家級新區的一大特點。除先進制造業之外,許多新區還著力完善與先進制造業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服務業體系,金融、科技信息、現代物流、航運服務等功能不斷提升。

(二)區域創新能級不斷提升,營造創新創業熱土

一是重視提升創新策源能力,成為創新網絡中的關鍵樞紐。在浦東張江科技園這片科技創新的熱土上,從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群到頂尖創新平臺,再到集成電路產業的重大突破,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正成為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的強大引擎。張江科技城R&D投入占比已經超過12%,積累了一大批先進技術和專利產品。

二是招商與引智并重,加速集聚國內外創新資源和高端要素。在浦東新區、天府新區、江北新區等,不少集研發與孵化為一體、市場機制更加靈活的新型研發機構在此扎根;江北新區從自身產業發展面臨的“卡脖子”難題出發,遴選全球頂尖創新資源,強化技術招引;雄安新區已成為各類高科技的試驗場和練兵場,5G、區塊鏈等技術的集成應用在此很快得到響應。

三是注重專業性創新孵化,營造最優創新創業環境。部分國家級新區同時也是國家級“雙創”示范基地,可以積極利用政策優勢,充分放大創新創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撬動作用,這一趨勢在西部及欠發達地區的新區更加明顯。陜西西咸新區把打造“硬科技”之城作為營造創新創業發展環境的關鍵,逐步構建起以“硬科技”為核心的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和政策鏈;貴安新區牢牢抓住大數據產業的發展機遇打造全國大數據創新創業首選地;長春新區圍繞汽車制造、光電信息等優勢產業,重點建設了一批專業化“雙創”空間示范點,新區內多家孵化機構已經開始從綜合孵化向專業孵化轉型。

(三)城市規劃更具前瞻性,空間布局更科學合理

一是城市空間規劃更加強調前瞻性和統籌性。雄安新區的規劃理念是許多國家級新區開發建設的一個標桿。國家級新區已基本摒棄了傳統“攤大餅式”的發展,進行“多中心、組團式”布局。天府新區從雄安新區的建設理念中借鑒創新,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按照“一個城市組團就是一個產業功能區”“一個產業功能區就是一個城市公園場景”“一個產業功能區就是一個新型生活社區”的理念進行城市布局。

二是新區功能板塊布局不斷調整優化。早期設立、發展相對成熟的國家級新區,在優化調整城市功能布局中將重點區域進一步聚焦。如濱海新區將原有的7大功能區進一步合并重組為5大功能區;浦東新區將形成1個城市主中心和5個城市副中心,新區內部已相繼建成10個功能開發區和4個保稅區,功能齊全,布局合理,成為浦東新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

(四)創新綠色發展模式,生態宜居功能更加突出

國家級新區不僅單純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也成為探索中國城鎮化新路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

雄安新區和天府新區生態優勢突出,均嚴守“農業和生態用地規劃不低于70%”這條紅線,嚴格產業準入標準,在招商中自覺推掉很多不符合整體城市規劃的生產類大項目。作為“公園城市”的首提地和實踐地,天府新區從“城中建園”轉變成“園中建城”,實施了一大批生態項目。濱海新區正在新城和老城之間建設700余平方公里的“綠色森林屏障”,曾經是一片鹽堿灘的天津中新生態城,正蛻變成“人造環境和自然環境相融合的成功典范”。

西咸新區是全國首個以創新城市發展方式為主題的國家級新區,新區以此為契機,在海綿城市建設、綠色生態能源技術的應用上不斷探索破解“大城市病”的新路徑。在2019創新城市發展方式(西咸)國際論壇上,歐亞經濟委員會宏觀經濟部部長格拉季耶夫表示,西咸新區運用綠色生態能源技術,持續推動智能城市建設,不僅為企業提供了良好投資環境,也構建了宜居便利的生活環境,正在成為城市創新發展的典范。

(五)實施城市精細化管理,公共服務加快補短板

城市精細化管理離不開大數據在城市管理和社會治理中的有效應用。雄安新區、江北新區等提出未來要打造具有高精度城市信息、全域智能設施布局、安全高效智能專網以及智能城市大腦操控的“數字孿生城市”。浦東新區整合散落在各行業各部門的行政管理職責和業務數據建成的“城市運行綜合管理中心”、雄安新區高標準建設的“市民服務中心”、哈爾濱新區的“智慧城市大數據中心”,都是國家級新區率先推動城市精細化管理的一個個縮影。

大部分新區都是在郊區或城市邊緣地帶規劃建設的,部分新區還提出打造“城市新中心”的口號。為此,一些新區不斷想方設法補齊過去大規模開發建設欠下的民生賬,不論是建設文化中心、體育中心等“民心”工程,還是引進一流的教育、醫療、養老、文化等硬件設施,都體現出國家級新區在民生領域提升民眾幸福感獲得感的投入趨勢。

(六)探索體制機制改革,出實招優化改善軟環境

一是新區內部的管理架構不斷理順。目前,大部分新區的管理架構采取“新區統領、功能區重發展、街鎮重治理”的模式。浦東和濱海目前的管理體制都強調將街道工作重心轉到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上來,逐步淡化直至取消經濟發展職能,即“經濟職能往上收,社會職能往下沉”,經濟管理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分屬清晰。金普新區推進黨政機構、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園區體制改革,重塑新區管理體系和發展格局。在人事制度改革上,部分新區率先試水干部聘任制、施行全員績效考核,制定容錯糾錯機制,為有創新精神的謀事干事者撐腰鼓勁。

二是新區制度、營商等“軟環境”進一步優化。先行先試、制度創新是國家級新區高質量發展的“靈魂”。浦東新區以其開放的理念和大膽闖、大膽試的精神,制度創新始終走在前面,形成了很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近兩年,國家級新區尤為重視優化營商環境,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搭建企業服務平臺、設置人才服務中心、完善知識產權服務體系等,在企業反映最強烈、制約發展最突出的問題上發力。哈爾濱新區2019年以來在營商環境、投資環境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改革舉措,跑出了優化東北地區營商環境的“加速度”。

三、國家級新區發展瓶頸分析及可持續發展建議

從全國層面看,各新區由于發展階段不同、基礎不同,不同程度上存在產業競爭力不強、產城融合程度不高、區域協同聯動不強以及管理體制不暢等問題。特別是當前隨著招商引資難度增大,傳統土地財政模式難以為繼,新區發展亟需尋找新的動力和出路。

(一)新區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1.產業結構仍需調整優化,產業競爭力有待提升

新華社經濟分析師在各地調研時發現,雖然一些新區形成了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名片式”產業集群,但多地產業發展體系“大而不優”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轉。具體原因有:

一是產業轉型升級壓力大。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教授、天津市智庫聯盟理事長周立群認為,一些新區經濟體量大,制造業比重較高,整體轉型升級的壓力大。相對于現代服務業能快速產生新業態、新動能,制造業培育新動能則需要較長的周期,特別是一些新區的傳統工業中重化工業占比較高,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未成規模,面臨產業結構調整難免會經歷轉型陣痛。

二是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布局有待加強。許多新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處于起步階段,部分新區雖然引進了一些行業龍頭企業,但從產業鏈整體情況看,“大個頭”企業仍集中在附加值較低的制造環節,在設計研發等高附加值環節布局不夠。

三是區域間資源和產業競爭進一步加劇。一些基層干部和企業人士表示,新區之間資源競爭激烈,重復建設嚴重,要素成本上升,導致資源浪費的現象。“像生物醫藥,頂級資源就那么多,多少城市都在搶,容易互相打架。”

2.部分新區產城融合現狀堪憂,城市規建管欠賬較多

近幾年獲批的國家級新區面臨的一大難題是產城融合不足。目前,新區建設擴張的速度遠超人口吸納程度,很多新區設計的人口規劃目標并未按照預期實現,再加之公共配套設施欠缺、產業支撐能力不足、房地產開發導向等問題,一些新區短期內面臨“空城”的尷尬。

調研發現,部分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還在補短板階段,基礎配套和公共資源不夠強大、不夠均衡,教育、醫療、商圈等配套數量和質量與市民期待差距較大。很多企業人士反映,新區城市能級低,生活環境和現代化服務配套水平缺乏吸引力,難以吸引新區發展所需的人才,人才缺口問題較為嚴重。

3.區域輻射帶動作用不明顯,對外開放潛力有待挖掘

我國建設國家級新區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以新區帶動城市,進而帶動城市群、區域經濟、經濟帶發展,從而為“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一體化建設提供支撐。從現實情況看,除了浦東新區,其他大部分新區在發揮區域協同和輻射帶動作用方面表現并不突出。

在對外開放層面,許多新區的開放潛力尚待進一步挖掘。國家賦予了哈爾濱新區中俄全面合作重要承載區、福州新區海峽兩岸交流合作重要承載區的戰略定位,如何發揮優勢,高水平承接對外合作項目,還有待加速破題。另外,一些新區在與口岸、港口、保稅區、自貿試驗區等功能區聯動發展過程中還沒有理順體制機制,限制了區域內優勢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4.有效協同內部相關利益的體制保障尚未完全理順

國家級新區發展階段不同,其管理體制也不完全一致。除了浦東新區、濱海新區成立一級政府以外,其他國家級新區大多成立了省級層面的新區規劃建設領導小組,新區黨工委和管委會為其派出機構,被賦予了省級或地市級管理權限。許多新區在初創期都強調“精簡機構”,管委會采取“大部制”,導致在與省級相關條線部門溝通時,難以厘清職責權限。行政區與功能區之間亦容易陷入“各自為政、體制摩擦、利益抵觸”等困境,掣肘新區統籌發展。

一些新區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面臨大幅增加的社會事務,管委會這種“小政府”的架構難以帶動“大社會”,導致一些社會事務處于沒人管、管不了的模糊狀態。一些新區管委會還要面臨“直管區和非直管區”的協調問題。還有一些新區隸屬關系是“省管”還是“地市管”尚待明確,行政身份和行政主體資格也不明確,導致中央、省市大部分政策不能直接落實到新區。

(二)促進國家級新區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1.以系統性、差異化思維精準布局新區產業

如何發揮好自身優勢,實現差異化發展是國家級新區不可回避的課題。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副院長李東紅建議,國家級新區未來要走差異化的發展路線,在部分差異化領域打造特色、樹立標桿,產業發展不只是要瞄準高新技術發展方向,也要瞄準未來市場應用的方向。

面臨區域間、城市間日益激烈的資源競爭,一些企業家建議,從省級層面強化城市間協同發展,探索“飛地經濟”等合作發展模式,避免國家級新區與省內其他區域重復建設導致資源浪費。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的選擇上,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哲認為,國家級新區應結合自身產業和資源優勢,聚焦有代表性、有針對性的新經濟領域。比如,在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上,要發揮先進制造業與原有產業的協同效應,處理好“廣”和“精”的關系,避免盲目布局。

新區還應以系統性思維,進一步查缺補漏,在產業政策的系統謀劃、精準落地上下大力氣。一些新區,如青島西海岸新區出臺了一系列產業政策,政策體系較為完備。另有一些新區,如湖南湘江新區推行“鏈長制”工作制度,由主要領導做“鏈長”,圍繞產業鏈進行招商,精準施策。

2.注重城市規劃和城市發展的集約、高效

新華社經濟分析師認為,新區之“新”,更在于能以新的城市發展理念大膽探索創新城市發展的不同路徑,推動“產人城”向“城人產”的現代城市發展邏輯轉變。注重城市功能、城市承載力、城市創新能力、城市生態宜居、城市文化品質等城市內部價值的提高,強調城市發展的集約和高效。

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中,新區應充分發揮土地價值,堅持戰略留白,強化土地預留,以應對未來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在這方面,雄安新區的規劃理念以及浦東新區、西海岸新區等地的做法值得其他新區借鑒。浦東新區正在計劃繪制“經濟密度數字地圖”,制定實施經濟密度指標體系,健全項目土地利用績效評估制度,保持建設用地合理開發強度,科學制定建筑容積率,提高單位投資強度、土地產出率,降低產值能耗。針對現有土地單一性質用地管理與目前復合型產業發展現狀的矛盾,西海岸在全國率先推行“一地多用”,使土地的靈活集約高效利用成為可能。

3.增強區域聯動協同,主動融入國家發展戰略

協調、開放、共享也是衡量地方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標。專家認為,國家級新區應站在國家戰略層面、放眼國際來做規劃、謀發展,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國家級新區下一步開放舉措應結合幾大國家部署,積極對接相關政策,在“一帶一路”、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澳港大灣區建設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一是進一步與主體城市、城市群增強聯動發展效能,發揮對周邊地區、落后地區輻射帶動作用。例如,浦東新區通過與浦西、長三角區域乃至長江經濟帶的聯動,有效帶動了長三角、長江中上游內陸區域的開發開放。濱海新區目前也正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找位置、強擔當,不斷開放引進承接越來越多北京的創新要素和資源,同時發揮現代制造業集中地的優勢,促進京津冀三地產業鏈條不斷提升。

二是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分工,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中國WTO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建議,具有自貿試驗區政策優勢的國家級新區,更要率先在自貿試驗區探索擴大服務業開放,特別是高端服務業、與制造業相關的服務業的對外開放。當前吸引外資的比拼更多是在于營商環境,新區要著力打造一個公平化、法制化、與國際水平接軌的營商環境。

4.理順新區管理機制,以制度創新再造新優勢

從爭取國家和省級層面支持的角度,部分新區的基層干部建議,對于條件成熟、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規模達到建制標準的新區,考慮向上爭取形成具有獨立行政權的行政區。賦予新區一定的立法權,通過合理劃分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界限,解決政府人少事多、管理范圍過寬的問題。省級相關條線部門應給予新區更多包容與接納,形成統一共識與支持,在進行簡政放權的過程中,不單追求放權“數量”更追求質量,為新區探索體制機制創新提供政策空間。

 

執筆: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經濟分析師  楊光 衛婧

參與調研: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經濟分析師  張娜

新華社上海分社記者 楊有宗

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 李亭

新華社重慶分社記者 王松濤

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 呂昂

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 朱程 孫寅

新華社遼寧分社記者 李宇佳

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記者 邢路續

新華社吉林分社記者 關子儒

新華社河北分社記者 劉桃熊 曹國廠

新華社山東分社記者 李哲 陳國峰

新華社湖南分社記者 陳宇簫

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 呂光一

新華社陜西分社記者 雷肖霄

新華社貴州分社記者 汪磊

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 張新新

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 袁波

新華社云南分社記者 陳永強

新華社江西分社記者 崔璐

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重慶中心經濟分析師 王開云

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福建中心經濟分析師 謝金水

編審: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經濟分析師  邱華民

 

重要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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